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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生凉薄
第17章 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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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月二十八号,华盛顿。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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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议院一个专门盯着中国的委员会,给凯斯勒资本发了一封公开信,要求他们在三十天内交出过去三年里所有与中国有关的交易记录。信里点了十一家关联实体的名字。
其中一家,叫哈尔西恩。
一个礼拜以后,凯斯勒在他长岛的家里倒在了书房的地毯上。心脏。救过来了,但医生说,半年之内他不能再开会。
“律师的意思是,”苏敏在电话里说,“您暂时不要入境。只要人在美国,委员会一张传票就能把您叫到听证席上去。”
“那就不入。”
“那边的事——”
“照旧。”她说,“每天一个电话。”
于是她就在北京住了下来。
她每天睡到十点。孟阿姨做早饭,她吃一半。长庚蹲在餐桌对面的椅子上,看着她吃。
上午她坐在落地窗前面的地毯上看书。看的不是报告,是小说,有时候一上午只翻了三页,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,长庚就趴在她的胸口,跟她一起睡。
孟阿姨觉得她睡得太多了。苏敏知道不是。
苏敏跟了她这么多年,从来没见她打开过一张表格,按过一次计算器。事情交到她手里,她就去睡。睡醒了,数就有了,说出来的口气,像是随口一猜。
猜错的,苏敏到现在一次也没有找到。
下午她做一件很慢的事。有时候是泡一壶茶,等它从烫变温,再从温变凉。有时候是给长庚梳毛,一小缕一小缕地梳,梳下来的毛团成一个小球,放在窗台上,放了满满一排。
有时候她弹琴。
客厅那架施坦威是搬进来那年买的,三角,黑漆,一直没怎么响过。这半年,它几乎每天下午都响。
她只弹巴赫。弹得很轻,不炫技,一个音一个音地放下去,干干净净的,像往一杯水里放冰。
孟阿姨不懂琴,可也听得出来好听。她在厨房里择菜,听着听着,手就慢了。
只有一件事她说不上来。同一首曲子,她每天弹得都不太一样。快慢不一样,轻重也不一样,有时候是同一段,换了一个地方停一下,整首曲子就像换了一副脸。孟阿姨问她,昨天那首和今天这首,是一首吗?
她说,是一首。
有一首她弹得最多。很短,两个声音缠在一起,一个往上走,一个往下走,走着走着就碰到了一起,又分开。孟阿姨每回听都觉得,这曲子好像没有头,也没有尾,弹完了,又像刚开始。
她不知道,那首曲子倒过来弹,还是它自己。
她很少出门。不见外人。不碰任何东西。
她过得很舒服。
她每天洗一个很长的澡,泡在热水里,长庚蹲在浴缸边上,看着水面上的热气发呆。洗完了换一件真丝的睡袍,烟灰色的,或者象牙白的,光着脚在地毯上走来走去,头发也不挽,就那么散着,散到腰上。
客厅里的花一个礼拜换一次。冬天是白色的蝴蝶兰,开春换成了芍药,粉的,一大捧插在一只青瓷瓶里,开到第五天,花瓣一片一片地落在琴盖上,她也不让收。
孟阿姨的菜一天比一天做得精细。她爱吃的东西不多:一碗鸡汤馄饨,一小碟酱牛肉,五月里北京上市的头一批樱桃,洗干净了装在白瓷碗里,她一边看书一边吃,吃一颗,往碗边上放一个核,排成一行。
她这辈子,好像还没有这么闲过。
苏敏的电话每天下午四点打来,纽约的凌晨三点。她一边梳猫,一边听。
一月十九号。
“格兰特在推动提前改选。”苏敏说,“凯斯勒躺在医院里,他想趁这个时候把投委会拿下来。七个人,他已经有了三票。”
那天下午她在弹琴,电话开着免提放在琴盖上。苏敏说到三票的时候,她正弹到那首曲子的正中间,两个声部擦肩而过的那一拍。她的手停在琴键上,没有往下按。
“范德堡的养老金,”她说,“去年冻结以后,还剩下多少没处理的亚洲资产?”
“十一亿欧元。”
“接过来。按市价的六成。用卢森堡那家。”
“那家……还没有用过。”
“现在用。”她的手落下去,把那个停住的和弦按完了,“接过来以后,让范德堡的人知道,这笔钱是谁帮他们解的套。他们在投委会里有一票。”
一月底,北京下了这个冬天的头一场大雪。
她夜里醒了一回,看见窗外白茫茫的一片,就再也睡不着了。早上七点,她给司机打了个电话,说想去看雪后的西山。
司机没有问为什么。
她穿一件白色的长羊绒大衣,里面是奶油色的高领羊绒衫,戴一顶同色的貂绒帽子,手上一副浅灰色的小羊皮手套。车开到半山腰一处观景亭,是某家早年的私产,冬天封着。看门的人认得她的车,什么都没问,把铁栏杆抬了起来。
亭子里的雪没有人扫过。她踩着雪走进去,靴子陷下去一截。山底下,整个北京都是白的。
八点十分,山路上有人跑了上来。
深灰色的运动外套,黑色的长裤,呼出来的白气一团一团的。跑到亭子底下,他停住了。
两个人隔着一片没有人踩过的雪,看了对方一会儿。
“沈博士这条路,”她先开口,“跑了几年了?”
“六年。”
“六年,没碰见过人?”
“碰见过一只狐狸。”他把气喘匀了,“下雪天出来,脚印很小,一路走到这个亭子。ht\tp://www?ltxsdz?com.com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它就天天来了。”
她笑了。她摘下一只手套,从亭子的栏杆上抓了一把雪,在掌心里攥着,攥成一个很圆很圆的小球。
“沈博士怎么知道,是同一只?”
“脚印一样。”他看着她靴子底下那一串,“步子一样长。”
那个雪球砸在他胸口上,碎了一片。
……
山脚下那栋小楼里,暖气开得很足。她的靴子在玄关化出一摊水,貂绒帽子扔在楼梯上,白色的长大衣搭在书房那张皮沙发的扶手上,一直没有人去捡。
他咝地吸了一口气,没有躲,反手把她那两只冰凉的手按在了自己背上。
窗外的雪又下起来了。山脊白了一层,又白了一层。
后来她靠在书房那张皮沙发上,裹着他的毯子,伸手把书桌上一份文件翻过来看了一眼,又扣了回去。
“新加坡那份转让合同,”她说,口气跟说窗外的雪一样,“当年签了一式三份。一份在新加坡,一份在你们所里。”
“还有一份呢?”
“在荷兰,原厂留档。”她把脚缩进毯子里,“荷兰人什么都留。谁在哪一页签的字,用的什么颜色的墨水,哪一天盖的出口许可的章,都留着。”
他没有说话。
那份合同他看过十几遍,每一条都合规。他不知道荷兰还有一份。
第二个礼拜,所里的法务给荷兰原厂发了一封很客气的邮件,申请调阅档案。
傍晚她走的时候,他站在书房门口,没有送。
“狐狸,”他说,“雪化了,就不来了。”
她坐在玄关穿靴子,没有回头。
“那就等下一场雪。”
第二天早上,前院的警卫员到后头来送东西。东西放下了,人没有走。
“老爷子问,昨天后院来客了?”
沈砚说,没有。
警卫员站了一下,又说:“老爷子还说,雪地上的脚印,叫人扫了。”
沈砚往窗外看了一眼。院子里的雪已经扫干净了,从门口一直到台阶,一个脚印都没有留下。
那只狐狸的步子有多长,他记得。
二月三号,凯斯勒资本的投委会投票。
格兰特三票。反对提前改选的,三票。弃权一票。
弃权的是荷兰养老金的代表。
年三十那天,她回了家属院。
年夜饭吃到一半,母亲看了她一眼,说:“胖了点。”
这是这么多年里,她第一次听母亲说她胖了。
哥哥坐在她对面,给父亲倒酒,给母亲夹菜,说起开春哪里的桃花好看。他一次也没有看她。
她吃完饭就走了。九点半到的国贸。长庚在玄关等着她。
那天夜里,窗外的烟花一直放到两点。她抱着猫坐在窗前看,看到最后一朵灭了。
西山那个号码,没有来过。她也没有发过。
正月十五,大院里照例有一场团拜。
往年这一天,许家那个表妹总是来得最早的一个。陪着老人们说话,记得每一位爷爷奶奶的忌口,谁的茶要浓一点,谁的椅子要靠窗,她一句一句跟服务员交代在前头。发布邮箱 ltxsbǎ@GMAIL..cōm谁叫一声都应。去年那天,王奶奶在走廊里叫了她两遍,她两遍都应了。
今年王奶奶又叫了一声。
没有人应。
“许家那个丫头呢?”
“说是病了。”
王奶奶“哦”了一声,也就过去了。一个表亲,来不来,本来就没有人记着。
只是到了散场的时候,有几位太太发现,李家爷爷面前那道菜里放了葱,他一筷子都没动。往年,这种事从来不会发生。
三月,窗外的杨絮飘起来了。
《华尔街日报》登了一篇长文,写凯斯勒资本的内斗。第七段里有一句话:多名知情人士称,凯斯勒近年在亚洲的多笔交易,都经过一位常驻北京、外界只知其英文名的顾问之手。
那个英文名,报纸上印出来了。
苏敏在电话里停了一停:“是格兰特放出去的。”
“嗯。”
“要不要——”
“不用。”她把那份报纸的电子版合上,“他只知道一个英文名。”
三月的一个晚上,她泡在浴缸里看一份四百多页的文件。是德国那家机器人公司的年报,英文的,纸页被热气熏得有点发软。
长庚蹲在浴缸边上,看她一页一页地翻。她翻得很快,快得不像在看,像在找一样东西。
翻到第三百一十二页,她停住了。
第二天下午四点,苏敏的电话照常打来。
电话那头只剩下电流声。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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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条,她们的律师看了两个礼拜。
“还有,”她说,“买到四点七就够了。别买到五。”
同一篇文章,程骁也看到了。
他的公司开在金融街一栋楼的二十八层,去年才搬进去,前台的大理石还是新的。他穿一套深蓝色的意大利西装,没系扣子,衬衫领口敞着一颗,手腕上那块黑色的理查德米勒,在窗外照进来的太阳底下,一闪一闪。
冬至那天晚上回去以后,他给纽约的一个老同事发了条消息。他在那边做了两年,认识几个人。
“凯斯勒那个局里,有个中国女孩,二十出头,在那边叫什么?”
他本来只是想找点什么,下回见面的时候,再往她骨碟上放一样东西。
老同事回了一个英文名字。后面跟了一句:别惹她。
他当时没当回事。
三月的一个早上,他在原来那个美元基金的群里,看见有人转了一篇《华尔街日报》。写凯斯勒资本的内斗,很长,他本来只是扫了一眼。
扫到第七段,他停住了。
多名知情人士称,凯斯勒近年在亚洲的多笔交易,都经过一位常驻北京、外界只知其英文名的顾问之手。
后面那个英文名,跟他手机里存着的那一个,一个字母都不差。
他把那一段看了三遍。
然后他想起冬至那天晚上,她把那张房卡拿起来,放进包里,合上,跟他碰了一下杯。
程公子破费了。
他一直以为,那天晚上丢脸的是她。
三月,一场麻将。
地方在东城一个四合院里,主人家的老爷子退下来好几年了,太太爱热闹,每个礼拜四下午支一桌牌,来的都是几个大院里的老姐妹。
东家太太穿一件香奈儿的粗花呢外套,米白色的,滚着黑边,脖子上一串很大的珍珠。坐她下手的那位一身驼色的羊绒开衫,腕上一只满绿的翡翠镯子,打一张牌,镯子在桌沿上磕一下,脆脆的一声。
裴夫人坐在对家。
她穿一套深灰色的羊绒套装,领口别着一枚素金的胸针,没有花样,只是一小块打磨得很亮的金子。她坐得很直,摸牌、理牌、出牌,都不说话。她在牌桌上一向话少,赢了不笑,输了也不恼,打完一圈,账算得比谁都清楚。
“许家那个,一个冬天没见着了。”东家太太摸了一张牌,随口说,“过年也没去王家拜年。”
“病了吧?”翡翠镯子接了一句,“裴姐,是不是?”
裴夫人把手里的牌理了一下。
“过年来家里吃了顿饭。”她说,“胖了点。”
她打出去一张。
“三条。”
桌上安静了一下。东家太太和翡翠镯子对看了一眼,又若无其事地低下头去看牌。
裴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,什么意思都没有。说完了,她也没有再提。
可一个冬天不出门,不见人,病了,胖了——几样东西摆在一起,是什么意思,就不由她说了算了。
下个礼拜四,换了一个院子,换了一桌人。
“谁的?”
“冬至那天晚上,什刹海散了以后,有人看见她上了一辆车。黑色的奥迪,京字头,五位数的老号牌。”
“谁家的车?”
说话的那个没有直说,只是往西边努了努嘴。
“在西山住了一个礼拜。”
“沈家那个?”有人不信,“沈家那个跟块木头似的,三十多了,连个女朋友都没听说过。”
“木头才好哄呢。”
一桌人都笑了。
三月底,杨絮飘得满城都是的时候,她忽然想吃一道菜。
一道老淮扬的清炖狮子头。做这道菜的老师傅八十多了,早年做过国宴,退下来以后,在东城一个小院里,一个月只开一回火,只给几户人家做。外头的人,连门都找不到。
她让人去磨,磨了半个月,磨到了一个位子。
那天她穿一件烟粉色的真丝衬衫,外面搭一件很软的米白色开司米开衫,耳朵上一对很小的钻石耳钉,头发松松地挽着,比平时随意。
院子里只摆了两张桌子。另一张桌子边上已经坐了一个人,在喝茶。
深蓝色的西装,白衬衫,没打领带,腕上那块白盘的表。他抬眼看了她一下,又低下头去喝茶。
菜一道一道地上。到第四道,老师傅亲自端着那盅狮子头出来,看看这张桌子,又看看那张桌子,笑了:“二位,并一桌吧。这一盅是一整只,分开了,就不是那个味儿了。”
就并成了一桌。
“师傅说,这道菜一个月只做一回。”她说。
“那你上个月也来了?”
“来了。”
“那这个月怎么又来?”
“师傅说,这个月有人磨了他半个月。”他拿起汤匙,把那只狮子头从正中间分开,一半推到她面前,“我来看看,是什么人这么馋。”
她低头看着那半只狮子头。分得一点不偏,两半一样大。
“沈博士分得真准。<var>m?ltxsfb.com.com</var>”
“你也挑得真准。”
她舀了一勺汤:“那你看出来了吗,是什么人?”
“程公子那家基金,去年秋天进了两个新的出资人。”她说,“其中一个的普通合伙人,在华盛顿一家智库挂着个顾问的头衔。挺风雅的,一年去开两回会。”
“哪家智库?”
“就是爱列表格的那家。”
他把汤匙放下了。
程骁看他不顺眼,他知道。程骁背后有人在美国那头搭着线,他不知道。
……
那天下午,回的是国贸。
长庚在玄关迎出来,看了她一眼,看见她身后的人,就绕过她,走过去蹭他的裤腿。
“它倒是记得你。”
“它记性好。”他弯腰把猫抱起来,放到沙发上,“比它主人好。”
她没让他把这句话说完。
客厅里新换了一大枝白玉兰,一下午的光斜斜地照进来。花瓣落在琴盖上,落在地毯上,落在那件烟粉色的真丝衬衫上——衬衫也落在了地毯上。
他走的时候是晚上九点。长庚蹲在玄关,一直看着那扇门关上。
工体北路那家会所里,周梓渊的版本又不一样。
“什么怀上了。”他在工体北路那家会所里,一只脚还是踩在对面的椅子上,“凯斯勒不要她了。凯斯勒住院,他底下那帮人斗成一锅粥,谁还顾得上一个小丫头。美国她回不去了,就在家里待着,戒呢。”
“戒什么?”
周梓渊没答,只是笑,拿手指头在自己鼻子底下抹了一下。
一屋子人跟着笑了。
那个礼拜六,程骁攒了一个局。
酒过三巡,有人又说起许家那个表妹,说起怀上了、戒呢、凯斯勒不要她了。程骁没接话,等他们说完了,才把手机放在桌上,推到中间。
“你们说的那个凯斯勒的女孩,”他说,“看看这个。”
有人凑过去,念了两句,英文念得磕磕绊绊。
“什么意思?”
“意思是,”程骁说,“凯斯勒在亚洲的单子,每一笔,都过她的手。”
包间里静了。
周梓渊坐在对面,脸上的笑一点一点收了回去。
“那……一晚上陪三个……”
“陪三个?”程骁笑了一声,“人家国会给凯斯勒写信,点了十一家公司的名字。你猜她为什么一个冬天不回美国?”
没有人猜。
可一桌人都明白了。
“那她在北京待着,”有人小声说,“就没人查?”
“谁查?”程骁把手机收回来,“她姓许。住在谁家的屋檐底下,你们不知道?”
四月,长安街两边的玉兰开了,又谢了。
德国一家工业机器人公司的小股东名单上,多了一个卢森堡的名字。瑞士一家私人银行的董事会里,多了一个不开会、只投票的席位。伦敦一家家族办公室的管家换了人,新来的那个,十年前在旧金山给一个叫玛格丽特·安的女人做过助理。
每一件都很小。每一件都不带她的名字。
可是以前,这些事是躲在凯斯勒的影子里做的。现在凯斯勒躺在医院里,那片影子没了。她的每一步,都是她自己的脚印。
四月中,一个瑞士人飞到了北京。
是那家私人银行董事会的秘书,六十出头,银发,一身炭灰色的三件套,袖扣上是他家族的纹章。他没有住酒店,从首都机场的公务机楼直接到了国贸,坐在三十七层的客厅里,膝盖上摊着一本皮面的文件夹。
她穿着一件象牙白的真丝睡袍出来,外面松松地裹了一件开司米长开衫,头发也没挽,光着脚。孟阿姨给客人上了茶。
瑞士人讲了四十分钟。银行明年要发一笔次级债,票面利率定在哪里,董事会吵了三个月。
“四点一七吧。”她说,“我瞎猜的,您再算算。”
瑞士人拿出手机,按了一遍,删掉,又按了一遍。按完了,他抬起头看她,又低下头去看手机。
四点一七。跟他们的模型跑了三个月的那个数,小数点后面两位,一模一样。
他当天下午就飞走了。走到门口,他犹豫了一下,问她,刚才他进门的时候听见的那首曲子,是谁的。
到了四月,话已经传得没了边。
婚宴上,马场上,牌桌上,会所里,每张桌子都有一个版本。有人说她是凯斯勒在外头的私生女,有人说她手里攥着凯斯勒一半的身家,有人说有关部门的人已经在国贸楼下蹲了三个月,有人说沈家老爷子为了这个孩子,已经跟裴家通过气了,秋天就办事。
说得最有鼻子有眼的,是她半夜从西山出来,光着脚,手里拎着一双高跟鞋。没有人说得清是谁看见的。
还有人说她根本没病,是被裴家关起来了。
同一个人,在不同的桌子上,是三四个不一样的人。
国贸三十七层的灯每天晚上照常亮着,亮到十一点,灭了。没有人上去过。
四月的一个礼拜天,沈砚被叫到了前院。
爷爷九十一了,耳朵不太好,可外头的话,一句都没有落下。他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海棠底下,穿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开衫,膝盖上盖着一条驼色的毯子,手边一杯茶,泡的是自己院里那几棵茶树上掐的芽。石桩上摆着一副棋,棋子是云子,用了六十年,摸得温润发亮。警卫员把茶续上,退到了月亮门外头。
爷爷没有提外头的话。他让沈砚陪他下一盘棋。
棋下到一半,爷爷说:“那架琴,你找人调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调琴的老周,给你奶奶调了三十年。”爷爷落了一子,“他说,十来年没人碰的琴,有一个降b低了一点,旁人是听不出来的。他问我,是谁听出来的。”
沈砚没有说话。
爷爷也没有再问。
又下了几手,爷爷看着棋盘说:“后头那栋楼,你奶奶走了以后,衣柜一直空着一半。”
他拈起一枚棋子,在指间捻了一会儿。
“空着好。空着,就不用往外搬。”
沈砚落了一子。
“裴家那孩子,是个有分寸的。”爷爷又说,“他家里的事,他家自己会料理。用不着旁人伸手,也用不着旁人沾手。”
棋盘上,沈砚的一条大龙被截断了。他看了一会儿,没有去救。
“你这条龙,”爷爷说,“本来不用死的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他起身告辞。走到月亮门的时候,爷爷在后头又说了一句,不像是对他说的,像是对警卫员说的:
“海棠今年开得太盛了。开得最盛的那一枝,回头叫人剪了。”
回到后面那栋小楼,他在书房里坐了一会儿。窗边那架立式琴的盖子合着。
他没有给那个号码打电话。
四月,林家老太太八十大寿。
寿宴摆在林家自己的院子里,三进,搭了棚,请的是当年给中南海做过淮扬菜的老师傅。来的人一直排到胡同口。
许家送了礼。一对清代的青花缠枝莲碗,用一只旧的楠木匣子装着,礼单上写着许家,落的是表姨的名字。
人没有来。
往年林家老太太过寿,许家那个表妹从下午就在。帮着招呼客人,给老太太捶腿,陪着那几位耳朵背了的老人说话,一说就是一个钟头。老太太记不清她叫什么,可每回都拉着她的手,说这丫头懂事。
今年老太太拉着别人的手说了一晚上的话。
有人往下头那张桌子看了一眼,那个位子上坐着别人。
五月,华盛顿一家智库发了一份报告,列了一张表:“与中国存在不透明关联的底层投资实体”。表上一共三十二行。
哈尔西恩在第十九行。卢森堡那家,在第二十三行。
同一个月,她说想去看一场能剧。
不是剧场里演给游客看的那种。是京都一个老家族自己宅子里的能舞台,一年只演几回,半夜开场,只点烛火,请的客人不超过十个。宅子的主人,几代人都跟玛格丽特·安有交情。
她的飞机下午落在关西。
她穿一条墨绿色的真丝长裙,外面罩一件浅灰色的羊绒长开衫,脖子上一串很细的珍珠,垂到胸口。宅子的女主人那天晚上隔着烛火看了她一整出戏,说,你很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。
沈砚是开场前十分钟进来的。
京都有个会,赞助会议的正是这一家。主人请了几位报告人来宅子里喝茶,喝完茶,顺便看一场戏。他穿一身深灰色的西装,没打领带,在她斜对面跪坐下来,背挺得很直,像在开组会。
烛火一跳一跳的。台上的人戴着一张女人的面具,白得发青,一步一步地走,慢得像永远走不到头。
廊下挂着一排纸灯笼,庭院里的石头上落了一层露水。两个人站在廊下,谁都没有先走。
“那你今天,抬着头,还是低着头?”
“沈博士猜。”
“我不猜。”他说,“我验。”
……
宅子东边有一间朝着庭院的和室,是女主人留给她的。纸门外面是一池水,一棵很老的枫树。
那五天,那扇纸门几乎没有拉开过。
榻榻米上铺了两床丝绵被褥,后来只用了一床。早上女佣把早饭放在门外,托盘上的东西到中午还没有动;下午换成点心和冷茶,也只动了一半。
她在他身上留下的牙印,从肩膀一直到小臂。他在她身上留下的,她拿那串珍珠去遮,遮不住,后来索性不遮了。
第三天夜里下了雨,雨打在枫树上,打在池子里。她趴在他胸口,听了很久。
“沈博士,”她说,“说好的,不过夜。”
“嗯。”
“今天第几夜了?”
“第三夜。”他闭着眼睛,“从哪天算,你一直没告诉我。”
她没有回答,咬了他一口。
雨小了,她才又开口,声音懒懒的,像是快睡着了。
“美国人做事很规矩。”她说,“商务部往清单上加名字,十回里有八回,挑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四。礼拜四发,礼拜五市场消化,到了礼拜一,谁也不记得了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?”
“我数过。”
她翻了个身,背对着他,睡着了。
他听着雨,没有再睡。
第五天早上,她的飞机先走,他的下午走。两架飞机停在关西机场的公务机坪上,中间隔着一条滑行道。谁也没有去送谁。
北京的牌桌上,有人说前天还在国贸楼下看见了她的车,有人说她胖得连门都不出了。
没有人知道她不在。
那天孟阿姨把她的羊绒大衣一件一件收起来,换上了真丝和亚麻。收到最后一件的时候,在大衣的口袋里摸到了一枚白色的小纸卡。西山那栋楼里的干洗标签。
孟阿姨问她要不要扔了。
她说,放着吧。
五月底,林三的财务总监抱着两份东西进了他的办公室。
一份是华盛顿那家智库的报告,英文的,三十二行的那张表,第二十三行用荧光笔划了出来。
一份是德国那家公司最新的股东名册。四月份,有人从二级市场上一点一点买进去,买到了百分之四点七。买家是卢森堡的一家公司。
名字跟表上第二十三行,是同一个。
林三那天穿一件黑色的冲锋衣,敞着怀,里面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,手腕上那串小叶紫檀和那块金劳力士碰在一起,叮当作响。他把两份东西摆在桌上,并排,一直看到秘书进来开灯。
“查到哪儿了?”
林三没说话。
他想起去年正月初六那个电话。三十个基点,五年,十二亿。他自己拿计算器按了两遍,一千八百万,跟德国人腊月里多要走的那一笔,一分不差。
他又想起腊月里,在裴家的饭桌上,那个表妹剥着松子,随口报了一个数,报错了一位,被人笑着纠正了,她也跟着笑。
那时候他觉得,这丫头脑子不太灵光。
现在他想,一个随口就能把数报到那一位上的人,怎么会刚好错那一位。
裴既明是在一间茶室里见的他。
茶室在后海边上,不对外,主人是一位退下来的老同志的女儿,一年只开给几个人。窗外是一片荷叶,还没开花。
裴既明穿一件深灰色的开司米毛衣,袖子挽到小臂,在煮茶。手很稳,水注下去,一点都没有溅出来。
“去年正月,我问过你一回。”他说,“你家那个表妹,是怎么回事。你没说。”
裴既明把第一泡茶倒掉。
“这个卢森堡的,四月进了我德国那家的股东名单。华盛顿说它跟中国不清不楚。我查了三道,查到新加坡就断了。”林三的声音压得很低,“程家那小子在外头到处说,凯斯勒在亚洲的单子,都过她的手。”
裴既明把第二泡茶倒进他的杯子里。
“既明,”林三说,“我那一千八百万,到底是谁给我找回来的?”
裴既明放下茶壶。
“她在家养病。”他说。
林三等着他往下说。
他没有往下说。
林三低头看着那份股东名册,看着那一行。百分之四点七。
裴既明的目光最后也落到了那一行上。
“没到五。”他说。
林三愣了一下。
然后他明白了。过了百分之五,就要公告,就要写清楚背后是谁。四点七,是一个人算好了,停在那条线底下。
裴既明知道这个数。他知道这个数是谁算的,也知道她为什么停在那里。
他什么都知道。他只是不说。
林三把那两份东西叠起来,收进了包里,喝了那杯茶,没有再问。
回去的车上,他给财务总监打了个电话。
“那个卢森堡的,”他说,“别查了。也别碰。”
那段日子,外头的话也传到了裴既明的车上。
秘书四十出头,一身藏青色的行政夹克,每天早上在车里跟他过一遍当天的事,看着平板念,不看他。念到一半,他停了一下。
“外头有些话,是关于许小姐的。”
裴既明在看一份文件,没有抬头。
秘书等了几秒,没有等到下文,就翻了一页,念下一件事。
那些话他一句都没有听。说怀孕的,说戒毒的,说凯斯勒的,说沈家的——这个圈子里每年都要传几个人,传够了,就换下一个。没有人去查是谁先说的,也用不着查。
话说得越多,越没有人去看话底下是什么。
他只在意一件事:有没有人,会把这些话当了真,伸手。
六月初,前院递过来一句话。
王家的孙女从伦敦回来了,学大提琴的,二十六,人很安静。老爷子说,礼拜六晚上,在什刹海后头那个院子里吃顿便饭,两家的老人都不去,你们年轻人自己坐坐。
沈砚说,好。
礼拜六晚上他去了。王家的孙女穿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,头发剪得齐耳,说话很轻,讲她在伦敦的老师,讲一把十八世纪的琴。他听着,偶尔问一句,问得很得体。
九点,他送她上了车。
车门关上之前,她问他,你平时喜欢听什么。
他想了一下,说,巴赫。
她笑了,说,那下回我拉给你听。
他说,好。
车开走了。他站在胡同口,看了一会儿那条空了的胡同,从西装的内袋里摸出一样东西,捏在指间。
一张白色的卡,烫金的字。
六月初,她又想起了一件事。
冬至夜里那张房卡。金融街那家酒店。那家的床,到底有多不好。
她让人订了那一间,房号跟那张卡上的一样。又让酒店把冬至那张旧卡,重新开了一回。
她没有告诉任何人。也没有告诉他。
那天晚上,她在那间套房里洗了澡,换了一件黑色的真丝睡裙,两根很细的带子,什么也没有披。她靠在床头看书,一本英文的数论,看得很慢。
十一点二十,门锁响了一声。绿灯。
门开了。
他站在门口,还是白天的衣服,深蓝色的西装,领带松了一半,手里捏着那张白色的卡,烫金的字。卡的边角,已经磨得有一点发毛了。
她把书合上。
半年。那张卡,他没有扔。
“那张卡,”她说,“程公子付过钱的。”
“所以不能浪费。”
他把卡放在门边的桌子上,摘了表,扣着放在卡旁边。
……
那家的床,确实不好。太软,陷得人起不来,弹簧在某一个角度会响。后来两个人都知道是哪一个角度。
天亮了。窗帘没有拉严,一道白光斜斜地切在床上。她醒过来,他还在。
不过夜。两个人都没有提。
“那家的床,”她看着天花板说,“确实不好。”
“那你还睡到现在。”
她转过头去看他。他闭着眼睛,嘴角动了一下。
她看了他一会儿,又转回去看天花板。
“今年秋天,”她说,“有个专项要定牵头单位吧。”
他没有睁眼。
“专家组里有一个人,”她慢慢地说,“前年在新加坡那家实验室挂过一年访问学者。名字挂着,人没去过。”
他睁开了眼睛。
专项的事,他知道。专家组的名单,他也知道。那个人在新加坡挂过名,他不知道。
“你还知道什么?”
“我还知道,”她说,“这家的床,是真的不好。”
他走的时候,那张卡没有带走。
她也没有。退房的时候,前台的姑娘在桌上看见它,问了一句,要不要帮您收起来。
没有人回答。
六月初,程骁又攒了一个局。
周梓渊也来了。他是从天津调回来的,在那边待过五年,港口上的人认识不少。几杯酒下去,他说起一件闲事。
“沈家那个所,有一批货,下礼拜到天津港。清单上那东西,美国那边是管着的,第三类。从新加坡转的,绕了好大一圈。”
程骁的杯子停在嘴边。
“新加坡哪家?”
“一个大学的合作实验室,说是设备更新,转出来的。”
程骁没再问。
那天晚上回去,他让人查了一个通宵。新加坡那家实验室,去年秋天收过一笔捐赠,钱不多,刚好够买一台设备。捐赠方是一家基金。
那家基金往上走一层,是卢森堡。
程骁坐在金融街二十八层的办公室里,看着屏幕上那个名字,直到屏幕自己暗下去。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。
冬至那天晚上,她收了他的房卡,然后上了沈家的车。他一直以为,那是一个女人在两个男人中间选了一个。
不是的。
是生意。从一开始就是。
他拿起手机,拨了周梓渊的号码。
“下礼拜那批货,”他说,“帮我压一压。查仔细点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:“那是沈家的东西……”
“查的是新加坡。”程骁说,“跟沈家有什么关系。”
六月的一个下午,她在地毯上睡醒,窗外的太阳已经很毒了。长庚在她脚边打着哈欠。
她拿起手机,看了一眼日历。
六月十七号。
十月十七号到六月十七号。八个月。
她躺在地毯上,把手机放在胸口,看着天花板。
那天傍晚,从新加坡开来的那艘船,靠上了天津港。
第二天早上,那批货没能出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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